文学和纪实的双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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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阅读》第0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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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阅读》电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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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和后来的《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不同,当何伟在1996年8月底的一个温暖而清朗的夜晚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抵达涪陵时,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在等着他去写。他抱着一个模糊的梦想来到长江边的这座小城,“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在《江城》中文版的序言里,何伟如是说。没有后方的编辑可以与之讨论选题、讨论写作方向,甚至于讨论遣词造句,没有像《纽约客》和《国家地理》这样大名鼎鼎的刊物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想想在《寻路中国》中,何伟甚至驱车沿万里长城走了一遭,这对于当年那个在涪陵师专每月领取一千元的外教来说,是绝难想象的事情。

那时的何伟显然更想当小说家,在来涪陵最初的几个月,他也写了一篇自认为“是我二十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小说”,而在异国的一座小城生活一段时间,最初的目的显然是为未来的小说创作积累素材。何伟在整个涪陵期间都勤做笔记,他的口袋里总是带着个笔记本,随时记下和中国人交谈的内容、记下他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心的观察,回到公寓他再把笔记本上的每一个字输入电脑。

自现代派文学以来,文学就有一种日益被移民作家主导的倾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几位主将庞德、艾略特、乔伊斯都是欧洲大陆的新移民。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作家身上的每一个感官细胞似乎都打开了——一阵微风、一片落叶的飘动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更别说整个社会了。这种外在环境的突然改变显然有助于作家提升文学意义上的观察能力,文学是建立在表达的欲望之上的,而新奇感则会推动这种表达欲望的产生。

对媒体记者而言,在一个并没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的小地方呆上两年试图写惊世骇俗的报道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而《寻路中国》中的三篇深度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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