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现是感情。一般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观”之中或隐于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从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对象,甚至自觉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寻徐志摩的踪迹。这一股浪漫情绪,见诸我早年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      去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