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深度评论

  上个世纪20年代梁漱溟先生受蔡元培之聘,于北京大学做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这期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梁先生说道:“我从20岁以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万牛莫挽,但现在则已变。这个变是今年三四月间的事,我从那时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我以前虽反对大家做佛家生活,却是自己还要做佛家生活,因为我反对佛家生活,是我研究东西文化问题替中国人设想应有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虽然属于梁先生早年的著作,但是成就他在中西方文化比较领域的多数结论性的东西,在那时已经趋于成熟。这里笔者想提示的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民国十年十月,以梁先生生辰推算,写出这本书并且决定重新入世、暂时告别佛家的沉潜,重新获得对儒学的热情,都是在他将近30岁时候的事情,由此可见这位中国本土哲学家思想意识的早萌。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梁先生当时及至后来其实都没有真的告别自己佛家的身份,也没有真的彻底否定佛家生活对个人的意义。当年他反对佛家生活的流行,有很深层次的原因。他在这篇序里接着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找回中国文化的自信

  上个世纪20年代,西风东渐,西方工业技术和学术特别是社会思想通过译介大量涌入;陈仲甫、胡博士、浙东“二周”为代表人物的“新文化运动”思潮经过早期的喷发,正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形成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今天最常见的即向儒家学说猛烈开火,打倒孔家店;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促进中国人的觉醒,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儒学当时受到的冲击最猛烈,其思想根基在社会环境从上至下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以致国人耻谈,“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国力的衰弱、国防力量的落后、民间旧道德体系的紊乱、民生的凋敝、民族命运的何去何从,究其原因,反思历史,国民从来没有像这样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深重的失望。

  或许正是这个时候,目睹这一切的梁漱溟,内心受到强烈的震动,他的出世修行变得难以为继;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放弃长期的佛家生活,开始做起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来,目标很明确:通过中西方文化之比较,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找回文化自信。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仍然需从儒家开始,壮年的民国知识人梁漱溟,转入儒家思想研究,“做起孔家生活”。

  这本新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命运》,据编者所云,收录内容多属首次面世。查梁先生著述年表,没有明确的单行本行世的记载,应当是集遗稿而成。而此次所集之稿,仍然侧重于中西文化之比较,在比较之中侧重讨论中国文化的特质和走向问题,关照的依然是中国文化的前景。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相比较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基本上概括了梁先生关于上述这些母题的基本观点和见识,是了解梁先生这方面思想的入门著作。

  中西文化比较的缩影

  其实对于中西文化比较之态度,当年的民国知识分子(三代人,即“五四黄金一代”以及同其有前后师承关系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可以分作很多造型:其一是在旧学基础上深造传统学术,努力发见新材料,采用部分西学的方法,即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其二是接受西学和新世界,做文化比较,挖掘旧学潜力;还有一种是保留旧学素养,基本上接受西学,承认西学的主要地位。梁先生显然是上述第二种造型,他所做的文化比较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

  近年来以《思考中医》为代表的讨论中医思想的热潮方兴未艾,事实上,梁先生当年就已经给予中医较高的学术地位评价,并且对中医西医进行过比较研究,他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之根柢……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中医是有其学术上的价值与地位;惜其莫能自明。中西医学现在实无法沟通。能沟通,亦须在较远的将来始有可能。而此可能之际在西医,在其能慢慢研究、进步、转变,渐与中医方法相近,将中医收容进来;中医只有站在被动的地位等人来认识它。”

  梁先生认为中医西医差异的情形正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一个缩影,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它。否则只是一个古董,人家拿它没有办法,自己亦无办法。中医讲求系统性的观点,缺点是不注意体制和病菌力量的此消彼长;西医讲求局部的技术性,缺乏整体联系,分别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特质。中医西医比较的情况,今天人们都知道可以拿来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上来讨论,但是梁先生谈论这个问题要早得多。

  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两大怪病

  梁先生针对当时普遍的对中国社会落后引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失望,重检历史,总结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两大怪病,其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他对此说:“中华民族在今日好比70老翁,而西洋人只是十七八岁小伙。如果简单地说,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不及西洋进步;那就如说70老翁身体心理的发育开展太慢,慢至不及十七八岁的孩子阶段!社会生命或不可以个体生命相似;然而这一类‘进步太慢,落后不及’的流俗浅见,则非纠正不可。”

  我们今天常说,早熟必然伴随着晚熟,不是进步太慢,而是根本停滞不前,是过早发育的结果,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梁先生的思路和用意,还是在批驳文化优劣论,但是梁先生的好处是并不避讳现实情况。他说,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洋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就是再走三五百乃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岂止落后而已!它非是迟慢落后;它是停滞在某一状态而不能进。

  中国文化和社会另一怪病,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先生认为:“中国几乎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有人即以孔子之教化为宗教;这就弄乱了宗教固有的范型(没有独断、迷信及出世倾向,不能判断为宗教)。”但是孔子的教化,同时又与世界其他伟大宗教同样对人生具有等量的安慰作用,它又有类似宗教的仪式。因为宗教的缺位,即形成了以孔学教化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成为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绝大部分特质的重要因素,这一客观差异的存在,是未来我们仍然要面对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谈中美文化与社会发展之比较,就必须解决新教伦理同我们历史上宗教的缺位问题。从宗教维度来描述中国文化和社会历史,是梁先生的文化比较研究很醒目的地方。

  在厘清中西文化为完全不同形态的同时,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缺点有很好的重新诠释,特别是他对自由的看法上,显然结合了西方社会思想,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他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自由是一种理念,产生于西洋历史,曾被认为自明之理,俨若神圣而不可犯。伦理是另一种理念,产生于中国历史,其若为自明与神圣相同。中国人因为先有伦理,后有自由,所以后一种理念起不来,虽起不来,而中国人未尝不自由。害就害在这“未尝不自由”上,从此便难得有明确之自由。这“未尝不自由,从此便难得有明确之自由”和“个人永不被发现”都是今天人们才开始频繁讨论的问题,现在读来实在有金石之声。梁先生当年的思考和观察留下的不只是知识分子冷峻的眼神,更是巨人的肩膀。

  儒家在“五四”之后,每有新研究所出,必然伴随着重申儒学地位和厘清儒学史的重影,学人努力向前,争取其在学界的地位。但梁漱溟先生却自不同,他是少见的有自己完整哲学理论体系的文化比较者。作为中国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这位“最后的儒家”,给人印象最深刻及至有“定格”意味的,是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所言:我很乐观———一语道尽老先生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态度,这位始终对中国文化饱含自信的中国本土哲学家,他当年的声音,除了接受种种质疑,在今天已经很难再有回声,渐渐成了遥远的绝响。

责任编辑:guodi
分享到:

相关推荐

24小时点击排行榜

洋葱榜